在一个普通的清晨,当你对着镜子洗漱时,你可能从未意识到一个令人后背发凉的事实:你的身体里,此时此刻正潜伏着数以百万计携带致癌突变的细胞。它们在你的正常组织中安营扎寨,却并没有让你患上癌症。
为什么这些携带着危险代码的细胞,绝大多数终其一生都不会演变成真正的肿瘤?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微观世界里按下了癌症爆发的“暂停键”,又是什么因素,在暗中悄悄拨动了致命的“加速齿轮”?
4月15日,《Nature》的重磅综述“Tumour promo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evolution”,研究人员将近一个世纪前的经典小鼠实验、积累数十年的癌症流行病学数据,以及近年来高通量基因组测序带来的颠覆性发现融为一体,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关于癌症发生的新视界。
癌症的发生,并非单纯是一场由基因突变引发的随机灾难,而是一场极其严酷的达尔文式演化(Darwinian evolution)。在这个微观的生态系统中,“变异”(variation)与“选择”(selection)的反复博弈,才是决定一个细胞最终走向凋亡、沉默,还是疯狂扩张的底层逻辑。当我们透过演化的镜头重新审视肿瘤的促发过程,不仅能解开那些深藏在组织微环境中的致癌谜团,更将彻底颠覆我们对癌症预防的传统认知。

潜伏在“健康”皮囊下的变异幽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癌症的认知建立在一个看似顺理成章的逻辑上:细胞经历了一系列致癌因子(如紫外线、化学毒素)的轰炸,DNA发生断裂和错误修复,积累了足够的基因突变,最终跨越了那道危险的红线,演变成不受控制的恶性增殖。这种“突变累积”模型,曾主导了癌症生物学几十年的发展。
然而,随着高通量DNA测序技术的突飞猛进,特别是能检测极低频突变的技术的发展,研究人员将目光从晚期肿瘤转向了健康人的正常组织。结果令人极其震惊:在那些维持着完美内稳态(homeostasis)、在显微镜下看起来结构无比正常的组织(如阳光照射过的皮肤、食管上皮或结肠黏膜)中,竟然布满了已经发生癌基因突变的克隆(clones)。
这些克隆中,不乏携带极其危险的癌症驱动突变(cancer driver mutations)的细胞。它们以一种“隐身模式”(stealth mode)在组织中潜伏,甚至通过克隆扩张(clonal expansion)占据了相当大的一片领地,但组织的功能和形态却未受任何破坏。
如果致癌突变就是癌症的直接通行证,那么我们早就应该千疮百孔了。癌症流行病学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引人深思的数学推论。通过对不同人群患癌率随年龄指数级增长的曲线进行分析,早期的流行病学模型推测,癌症的发生大约需要经历4到6个连续的“事件”。曾经,人们普遍将这4到6个事件等同于4到6个基因突变。
但是,根据目前对人体细胞每年突变率的精准测算,如果完全依靠偶然的概率,让6到7个特定的驱动突变在同一个细胞的漫长衰老过程中依次发生,-14)
既然单靠细胞自身的随机变异难以跨越这道鸿沟,那么必然有一种强大的外部力量,在暗中推波助澜,打破了原有的平衡。这种力量不是制造更多的突变,而是改变了细胞生存的“游戏规则”。
唤醒休眠者的致命推手:尘封八十年的历史启示
为了寻找这种改变游戏规则的力量,我们需要将时钟拨回20世纪40年代。在那个分子生物学尚未成熟的年代,Mottram、Berenblum和Shubik等先驱通过一系列经典的小鼠皮肤实验,触碰到了癌症演化的核心机制。
在这个被称为“两阶段致癌模型”(Two-stage carcinogenesis model)的实验中,研究人员首先在小鼠皮肤上涂抹单次、低剂量的煤焦油(一种已知的强诱变剂)。这一次操作被称为“肿瘤引发”(tumour initiation)。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小鼠在漫长的大部分生命周期里,皮肤上并没有长出任何肿瘤。那些获得了初始基因突变的细胞,仿佛陷入了深沉的休眠。
然而,当研究人员在这些被“引发”过的皮肤上,反复涂抹巴豆油(croton oil,一种会引起炎症和组织增生的刺激物)时,奇迹且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短短几周内,小鼠的皮肤上迅速长出了大量的良性乳头状瘤。更令人深思的是,单独涂抹巴豆油,或者将涂抹煤焦油和巴豆油的顺序颠倒,都无法诱导出肿瘤。
这些沉睡的突变细胞被证明可以潜伏数月甚至数年。直到后来,研究人员确认这种由致癌物特异性诱导的“引发”事件,实际上是Hras基因上的一个关键点突变。携带这种基因突变的细胞可以在小鼠皮肤中隐秘地存在很久。即使不涂抹化学物质,仅仅是让小鼠感到瘙痒而抓挠皮肤,造成轻微的物理创伤和随之而来的伤口愈合反应,也能在抓伤处促发肿瘤的生长。
这揭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肿瘤引发(获得突变)是必要条件,但
达尔文的生死审判:变异是起点,选择定结局
将历史的洞见与现代基因组学的数据拼凑在一起,一幅基于达尔文演化论的癌症发生全景图跃然纸上。
在生物进化中,物种的演化依赖于两个核心要素:“变异”提供多样性,“自然选择”决定谁能生存并繁衍。在我们的身体这个微观生态系统中,情况如出一辙。细胞在分裂和代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积累随机突变,这提供了“变异”。而组织微环境(tissue microenvironment)则充当了“选择”的裁判。
如果一个突变让细胞获得了超越邻居的竞争优势,这个细胞就会开始克隆扩张。文章中对一些核心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和梳理,这有助于我们更精准地理解防癌策略:
诱变剂(Mutagen):
能够增加组织中细胞突变率的外部因子。它们负责提供初始的“变异”。
肿瘤促进剂(Tumour promoter):
能够改变组织的克隆选择压力,促使那些携带特定驱动突变的细胞发生克隆扩张,从而增加患癌风险的因子。它们负责进行“选择”。
致癌物(Carcinogen):
任何能增加癌症风险的物质。它既可以是诱变剂,也可以是肿瘤促进剂,或者在不同的剂量和暴露频率下兼具两者的功能。
一个颠覆常识的发现是,当我们对许多已知或疑似的致癌物进行深入的基因组分析时,发现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留下特定的“突变签名”(mutational signature)。这意味着,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近期评估了200多种因子,其中超过50种被认为基于人类或机制数据能增加癌症风险,而这里面有大量非诱变性质的促进剂。
例如,现代社会的空气污染(主要指悬浮颗粒物)一直被认为是肺癌的重要诱因。最新的全球综合研究表明,空气颗粒物并不直接导致肺细胞DNA突变,而是通过物理性刺激呼吸道纤毛细胞,引发长期的局部炎症。这种炎症改变了肺部的选择压力,极大地促进了原本就存在于肺部、携带致癌突变(如KRAS突变)的罕见克隆的扩张。
同样,石棉(Asbestos)这种被广泛禁用的工业材料,其诱发致命间皮瘤的机制也并非诱变。石棉纤维深扎在肺部组织中,会引发慢性组织损伤。测序结果显示,这类肿瘤的点突变负荷极低,再次印证了其通过引发慢性创伤愈合反应来推动克隆选择的非诱变本质。
危险的温床:炎症、创伤与重塑的微环境
为什么肿瘤促进剂拥有如此巨大的魔力?深入探究它们的生物学机制,我们会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暗线:慢性炎症与异常的伤口愈合反应(wound healing response)。
在早期的生化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经典的肿瘤促进剂TPA(一种从巴豆油中提取的活性物质)能够巧妙地模拟细胞内的第二信使二酰基甘油(diacylglycerol)。这种模拟行为能够强效激活蛋白激酶C(PKC),进而激活下游的Ras信号通路。其他结构完全不同的促进剂,也能通过抑制特定的磷酸酶(如PP2A)、诱发内质网应激或改变钙离子转运等方式,殊途同归地激活细胞的增殖与存活信号。
无论是化学物质的刺激,还是直接的物理损伤,它们最终都汇聚在一种类似于内源性伤口愈合的反应上。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组织受损会引发炎症,刺激细胞增殖以修复创面,一旦修复完成,一切就会归于平静,恢复稳态。
然而,当组织中已经潜伏着携带有强大癌症驱动突变的“引发细胞”时,反复的暴露于肿瘤促进剂或慢性创伤中,会导致伤口愈合反应陷入一种
在人类的生活方式中,充满了这类能够塑造危险温床的因素。流行病学和动物实验明确指出,长期饮用过烫的液体是食管癌的强烈风险因子,其本质就是反复的物理烫伤带来的组织重塑;现代生活中的高脂饮食、缺乏运动导致的肥胖,不仅带来了代谢异常,更在结肠和肝脏等器官中酝酿了长期的慢性炎症。
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微塑料(microplastics)和某些全氟或多氟烷基物质(PFAS),由于能够进入细胞干扰与肿瘤促发相关的信号通路,也正被严密审视。即便是去除了大部分致突变物、看似更“健康”的电子烟(E-cigarettes),其产生的气溶胶也被证实能在人类口腔上皮和小鼠体内诱发与肿瘤促进相关的基因表达改变。
组织架构的隐秘法则:平原游击与阵地战
在演化的进程中,环境决定了哪种性状最具有生存优势。在人体内部,不同的器官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组织架构(tissue architecture),这种物理与生理特征的差异,直接决定了克隆选择的动态规律,也决定了微环境能发挥多大的促进作用。
以结肠为例,结肠的干细胞被隔离在无数个微小的、管状的“隐窝”(crypts)底部。每一个隐窝就像一个相对封闭的孤岛,干细胞之间的物理隔离极大地限制了它们跨越隐窝的直接竞争。在这样的地理架构下,尽管某些突变能够带来增殖优势,但克隆扩张更多受到局部空间限制,突变克隆的“遗传漂变”(drift)效应往往盖过了积极的正向选择。
然而,在食管鳞状上皮或血液系统中,情况则截然不同。食管的基底细胞层没有明显的物理屏障,所有的干细胞都在一个连续的广阔平面上生长,这无疑构建了一个毫无遮挡的达尔文角斗场。在这里,
这种组织架构不仅决定了克隆的扩张模式,还与特定的驱动突变以及外部暴露紧密相连。例如,对正常人类尿路上皮(urothelium)的深度测序发现,高达70%以上的膀胱癌中存在的TERT启动子激活突变,在有吸烟史的个体中,其对应克隆的扩张程度显著高于非吸烟者。吸烟释放的化学物质通过尿液排泄,持续改变了膀胱上皮的微环境,为带有TERT突变的克隆提供了定制的生存优势。
微环境甚至能重塑细胞的“致癌潜能”。在斑马鱼黑色素瘤模型中,常见的BRAF V600E突变并不会在所有细胞中自动引发恶性转化,它必须依赖于特定的表观遗传背景(如ATAD2和SOX10基因的作用)才能发挥致癌威力。更具戏剧性的是,在使用针对BRAF的靶向抑制剂维莫非尼(vemurafenib)治疗黑色素瘤的患者中,研究人员观察到患者皮肤上长出了带有HRAS Q61L突变的鳞状细胞癌。这正是药物作为一种外在压力,彻底改变了皮肤角质形成细胞中HRAS突变的致癌适应度,将其从休眠状态中强行唤醒。
颠覆认知的预防陷阱:抗氧化剂的“双刃剑”
如果我们理解了肿瘤的发生不仅需要“变异”,更依赖于微环境的“选择”,那么过去一些在癌症预防上令人困惑甚至惨痛的失败,就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抗氧化剂(Anti-oxidants)曾经被科学界和公众寄予厚望。由于氧化应激被认为是引发DNA损伤和突变的重要机制,顺理成章的推论是:补充抗氧化剂可以保护DNA,从而预防癌症。早期的动物实验也确实观察到了维生素A及其衍生物(视黄酸)对某些肿瘤的抑制作用。
基于这些乐观的预期,20世纪末,医学界启动了针对高危人群(如重度吸烟者和石棉接触者)的大规模临床干预试验,例如著名的CARET(β-胡萝卜素和视黄醇功效试验)和SELECT(硒和维生素E癌症预防试验)。然而,结果却如同晴天霹雳:这些临床试验不但未能证明抗氧化剂的保护作用,
面对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演化视角下的微环境理论给出了答案。后来的机制研究表明,视黄酸等抗氧化剂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经典两阶段小鼠模型中癌前病变的数量,但它自身在特定条件下却扮演了极其隐蔽的“肿瘤促进剂”角色。
抗氧化剂改变了组织的氧化还原状态,进而影响了细胞间的信号传导网络。具体而言,它增加了一种名为TGF-β1(转化生长因子-β1)的表达。TGF-β1是一个著名的双面神,在肿瘤早期可能抑制生长,但在肿瘤发展的后期,它却能强效促发细胞浸润、血管生成和免疫抑制。在这个被抗氧化剂重新布置的微环境中,虽然长出的乳头状瘤总数变少了,但能够存活下来的克隆,都是经过更残酷筛选的、具有更高恶性潜能的超级克隆,它们向侵袭性恶性肿瘤转化的频率大幅升高。
这个极其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脱离了微环境和演化动态去单纯探讨“防癌”,如同在刀尖上盲目舞蹈。试图通过单一干预手段去改变复杂的组织生态,往往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克隆竞争格局重组。
破局之路:在演化棋盘上拦截“克隆扩张”
既然我们的一生都在不断积累突变,既然我们无法完全隔绝环境中的非诱变性促进剂,那么癌症预防的未来之路究竟在何方?
传统的致癌物检测方法,如Ames试验,在筛选能破坏DNA的“诱变剂”方面卓有成效。但遗憾的是,目前我们仍然缺乏成熟、标准化的体系去高效筛选那些占据致癌物大半壁江山的“肿瘤促进剂”。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基于演化动态的新型检测策略:在短期模型中,通过测量候选因子暴露后组织内突变克隆的扩张程度,来评估其肿瘤促进能力。这种方法的实现,得益于近年来“超深度双链测序”(ultra-deep duplex DNA sequencing)技术的突破。这种先进的测序技术通过纠错机制,将基因组测序的错误率极其惊人地降低到了-7到10-9
借助这项技术,我们不再需要等待数月或数年让动物长出肉眼可见的肿瘤。利用体外培养的类器官(organoids)、微型组织甚至短期的小鼠模型,我们可以在暴露于疑似促进剂(如某些新型食品添加剂、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极短时间内,观察到特定致癌克隆是否获得了生长优势并开始扩张。
随着这类数据的积累,一个极具雄心的未来防癌策略正在浮出水面。近年来的研究已经发现了某些具有压倒性生长优势的“超级竞争者克隆”(supercompetitor clones),它们能够通过特殊的信号通路抑制周围相对正常的邻居细胞的生长。
如果我们能深入理解这些促进剂是如何精准改变细胞表型和重塑微环境的,我们就有可能开发出全新的一类药物——“促癌干预剂”(promolytics)。这类药物的使命不是去杀死肿瘤(因为此时真正的肿瘤尚未形成),也不是盲目地清除所有突变,而是特异性地干预微环境中的选择压力。它们可以剥夺危险克隆的竞争优势,甚至重塑局部的竞争格局,让那些终生都不会演变成癌症的温和克隆占据上风,从而在演化的棋盘上,将癌症扼杀在萌芽状态。
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庞大而喧嚣的微观宇宙,每一个器官都是一片生生不息的土壤。突变细胞如同这片土壤里随时可能飘落的杂草种子。我们无法阻止种子的落下,但我们可以选择不为它们提供野蛮生长的养料。
透过演化的镜头,我们看清了癌症发生的真正底色。它提醒我们,关注自身所处的环境、改善饮食与生活方式、避免不必要的慢性炎症和损伤,本质上就是在剥夺危险克隆生存的土壤。在这场与演化法则的较量中,理解生命的规则,就是我们抵御疾病最强大的武器。
参考文献
Lopez-Bigas N, Kandyba E, Gonzalez-Perez A, Brennan P, Balmain A. Tumour promo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evolution. Nature. 2026 Apr;652(8110):591-601. doi: 10.1038/s41586-026-10386-x. Epub 2026 Apr 15. PMID: 41986628.
